總體上看，企業復工復產率已達到一定水平。不過，從促進經濟發展質量全面提升的目標進行考量，全面復工還需更精確發力、更注重效果，不能只是單純地追求復工率。
3月上旬，全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勢持續向好，為全面復工復產提供了有力的決策支持和社會心理支撐。如3月6日，中央指導組成員、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王江平在發布會上介紹，除湖北省外，目前全國工業大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開工率大多已經超過了90%，工業大省比如浙江、廣東、山東、江蘇等省和上海市已超過95%。3月8日，農民工返城復工率達到60%，廣東、浙江則超過了70%。同時期，中小企業的復工復產率達到60%。總體上看，企業復工復產率已達到一定水平。不過，從促進經濟發展質量全面提升的目標進行考量，全面復工還需更精確發力、更注重效果，不能只是單純地追求復工率。以筆者近期對有代表性的復工企業和經濟區域的調研情況來看，以下這些政府效能轉化的課題是無法回避的。
社會運行的大數據整合能力
毫無疑問，疫情的防范和控制，是加速各級政府信息公開和數據處理的催化劑。數據，不僅僅是經濟和企業的各類指標，還有社會運行層面更豐富的統計目標。對此，無論是世界衛生組織(WHO)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(IMF)和世界銀行，均表示社會行為尤其是大規模聚集的約束限制，確實會涉及經濟活動的景氣凝聚;這方面更應該注重中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實際經驗。目前，意大利、韓國、日本等處在國際抗疫第一線的國家，尤其需要此方面的中國經驗，力圖形成科學決策。
經過今年以來尤其是圍繞武漢局勢發展而躍升的大數據分析能力，在中國政府、地方政府和有公信力的媒體(第一財經就成功進行過多次此類科目)層面得到了全面的體現。如第一財經曾經在春節之后不久就根據進出武漢的航班，推出人員往來密集的中國城市，為國家宏觀決策提供了判斷依據。類似做法，已經為新加坡、科威特和新西蘭等國家的政府職能部門廣泛采用。因為這些國家都是依托國際航線維持著經濟紐帶和社會運行。
落實到社會復工這一當下特定影響經濟運行目標的主題，口岸和流動人口或復工人員導入地的大數據分析就顯得更為迫切。如作為中國經濟中心城市代表的上海，就在政府層面堅決推行一網統管。這項職能倒逼，演繹著一個2500萬常駐人口和500萬規模游客的國際都市，實現其社會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探索路徑。
這場疫情背景下的復工需求，也成了一次突如其來的大考。如筆者從上海中心城區的代表徐匯區了解到：該區在上海市率先成立疫情防控大數據工作組，成功開發了“匯治理”疫情防控系統及指揮平臺，以用好人口庫、法人庫、地理信息庫以及道口健康登記、“隨申碼”、企業復工登記等市、區相關數據資源，精準賦能疫情防控和營商服務。特別是作為上海西南入口的鐵路南站，在人員導入檢測即返城復工人員服務上，大數據系統和分析成果發揮了提升效能的積極作用。
筆者在調研中同時發現：相比企業和商鋪，建筑工地既有生產也有生活，流動人口眾多，防疫難度更高。因此，徐匯區建管委、質監站共同開發“工地疫情監控”系統，對全區167個工地進行精準定位和人員實時監管，總包單位每天更新工地實有人數、新增人數、人員戶籍地、身份證號碼等信息，便于監管部門快速有效地收集、研判、核查、處置重點地區人員。目前，該區的重點工程全面復工。與此同時，還直接支持1.65萬家企業、5000多家商鋪、76家工地復工復產復市……眼下，著名的徐家匯商圈也已經初步恢復生機，網上銷售更是買家云集。
值得指出的是：目前不少地方政府都表示全力支持企業復工復產，但復雜的審批程序讓企業望而卻步。根據各地要求，企業要復工自然必須上報政府，包括防疫措施、安全措施是否到位，預案方案是否準備好等。這些完成后，還需經城管、衛健等多部門核準同意后，才能正式復工。因此，上海做法更是值得推廣的。
對復工的服務更需精細化
客觀地說，中小企業是城市就業和農民工安身的基本平臺，也是地方財政收入的重要源泉。就當下局勢而言，沿街商鋪、加工企業和餐飲網點等，還是城市活力的催化劑。同時，考慮公眾的生活安排和社會化心理健康，強調繼續大面積地宅家是無法持久的。有必要及時地改變“云就業”等硬思維，這只是城市中的選項之一。目前談到政府如何協力中小企業應對復工復產，強調得比較多的就是要求銀行貼息、延遲貸款還清周期等。筆者調研中則感知，復工效能最為受關注。
如根據上海市政府專家層面的基本結論：“數據通、網絡通、系統通”，多方聯動應該作為城市“一網統管”的復工特色。上海徐匯區大數據中心主任宋開成在解讀“一網統管”的復工需求中這樣指出：其部門設計程序時，最初的想法是讓企業員工自己提交信息，然后由企業法人一一審核。但這樣做，小企業或許還能獨立進行，但人數超過一百人的中型企業怎么辦呢?倒逼之下，嶄新的復工核準模式開始推行，并收到了符合實際的效果，直接提升了區域內企業的復工率。
舉例來說：2月中旬，在上海中心城區經營著一家小型互聯網公司的翟先生就打算復工了。他事先自然在網上查詢了一下復工條件，發現需要登記員工返滬日期、是否隔離等信息。“去哪里備案?怎么登記?”一下子難住了翟先生，詢問了圈內好友，得知徐匯區的“匯治理”小程序平臺可以線上登記。“這樣行不行啊，光靠一個小程序?”令翟先生意外的是，登記過程非常順利。步驟為：登錄企業板塊，選擇企業復工備案板塊，法人庫內的姓名、身份證等相關信息系統會自動匹配，完成企業復工人員網上登記，整個過程不到十分鐘。該系統還自動生成企業法人二維碼，其25名公司員工通過翟先生分享的二維碼，就能同步“碼”上填報。沒幾天，翟先生就拿到了復工備案過審通知。“我自己就是做互聯網的，沒想到現在政府可以把大數據用得如此精準!”他感慨復工效能比貼息更重要。
還有企業生存轉型的課題擺在政府面前，如筆者在調研中就了解到一家新疆風味的烤肉連鎖店，本身是勞動密集型企業，其主打的羊肉和牛肉原材料基本上依賴于新疆原產地供應，現在原產地的原材料物流供應已經中斷四十多天了。而企業如果宣布徹底關門，則意味著1000多個員工的失業。面對困境，企業投資者和員工們都體現了社會責任感;投資者表態決不會關門和解雇員工，而員工們紛紛表示無營業額期間不要工資。但是總得有活干，有新的利潤源吧?企業投資者、企業工會代表經過市場調研，發現社區居民和社區范圍內已復工的其他企業需要外賣(盒飯)服務;而那些雞肉、魚蝦和蔬菜等潛在的新服務品種所需的原材料，也很容易在上海本地市場就近獲取。那么，能否盡快轉型為新快餐服務呢?如按原先的工商管理和食品安全制度，是很難變更的。這同樣需要創新。
硬指標應讓位于實事求是
筆者在調研中還發現：一網通辦等在加速了網上辦事便捷性的同時，也不可能替代所有的人工服務和部門上門服務。企業所期待的營商環境，很多是線上無法充分解決的，還需要更實際的制度化或政策性創新。
如一位不愿意透露自己姓名和企業名稱的國企負責人就告知筆者：上海和長三角經濟的基本面繼續向好的態勢不會改變，上海也將如期實現今年的全面建成國際金融中心、貿易中心等根本目標;但是當下態勢下，迅速實行全面復工的成本是很高昂的。他的例子是：一個跨越全年周期的建筑工地要實現全面復工，就會有1000多人投入工程建設;1000多人從外地回到上海，要經過14天隔離、且必須是旅館單間條件下完成;這樣的高昂成本是以前從來沒有面臨過的局面。假設經濟型連鎖旅館單間房費一天是人民幣200元，以1000人住14天來計算、就得支出280萬元。但從筆者角度來觀察，這筆建設企業抱怨的額外支出，又是連鎖型旅館企業渴望得到的收入。兩個行業之間的企業如何協商，去共同追求城市復工和各自利益的最大公約數，是當前政府部門必須盡快加以破解的新課題。
所以，沒有進一步的政策性創新，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，自然就會覺得很難馬上就地實現良性化的經營。類似的創新型需求情況，還表現在對熟練勞動力的輸出安排和產能啟動目標上。如讀者都十分清楚的是：眼下是一年一季的春茶采摘、烘炒、包裝等關鍵性的時間節點，小小茶葉盒子連著眾多家庭就業。
筆者在調研中就發現，春茶復工就關系著全國脫貧目標和全面小康大業。如在著名的信陽毛尖主產地，從2月下旬開始，春茶的復工就成為近百萬信陽人的關注點，瞬間與疫情管控的發展結合了起來。當地的春茶經營者告訴筆者，如最遲到3月底人員流動仍然受限，那么今年的信陽毛尖將面臨災難性的局面。信陽市現有茶園210萬畝，經濟規模100多億元;涉及今年60萬人的脫貧。其中浉河區的茶葉種植面積達到60萬畝，也是公認的信陽毛尖主產區。按照一個采茶工平均采摘五畝計算，信陽市需要至少42萬名采茶工;熟練工是復工關鍵。
當下，信陽各級各部門都緊急行動起來。連續幾天，信陽市委書記、市長多次深入茶區、茶企調研，傾聽他們的呼聲，林茶部門、金融部門、供銷合作社和農業農村部門分別出臺了各種為茶農、茶企解難幫困的措施。然而，與金融惠農和銷售合作等支持手段相比，因地制宜地調整當地抗疫應對等級則是燃眉之急。
同時，信陽地區所需的熟練采茶工基本上生活在其周邊地區和本省內。因此在筆者的角度看來，該地區應該果斷向下調整抗疫應對等級;完全可以做好茶區嚴密防疫措施和積極復工兩不誤。至于智能化替代人工采茶，那是從長計議之事。
3月8日下午“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專題”第25場新聞發布會消息顯示，該省疫情防控指揮部對全省174個縣(市、區)進行分區分級調整，截至3月7日24時，鄭州市中原區等173個縣(市、區)為Ⅲ類縣(市、區)，南陽市宛城區為Ⅱ類縣(市、區)。其中，信陽市浉河區、平橋區、商城縣等列為Ⅲ類。可見，結合疫情形勢變化，該省已經采取動態調整策略。